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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天地立心

【字体: 】 【编辑日期:2018/2/26】 【作者:中国纪检监察报】 【阅读:

 

 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,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”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。现在,党和人民更加需要广大知识分子发扬这样的担当精神。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 ——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、劳动模范、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

 宋代大儒张载尝云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这四句话皆以“为”字起首,故被称作“四为句”。这四句话在后世广为流传,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追求高远的中国人。

“四为句”中最有气魄而又最难理解的便是“为天地立心”,从古到今,许多哲人踊跃探索这句话的意涵,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论述。

 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曾说:“人生为天地立心,一念之善,喜见于天,而和气应之;一念之恶,谪见于天,而沴气应之。故欲观己之善恶,当观天之所以为应者以验之。”中华文明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文明,它尤其关心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,古人对人生价值的衡量有所谓“三不朽”的标准,即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”,立德乃最高的人生价值。归有光认为人与天是可以互相感应的,他说“人之于天,其精气相感,捷若影响”,这种独特的天人关系最初是由汉代儒士提出的,对后世影响至深。由此,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归有光说人有为天地立心的高尚使命,在他看来,人的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都有一个外在的检验对象,这就是天,天可以用福与祸响应人的善与恶,人为天地立心,便是要求人持之以恒修炼道德,心存善念,广行善举,使正气充盈于天地之间,勿使天赋予人的道德准则沉沦。

 被梁漱溟誉为“千年国粹,一代儒宗”的马一浮,对张载的“四为句”有精辟的解说。那是在战火纷飞的1938年。这一年,55岁的马一浮接受竺可桢的邀请,前往已西迁到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。他在讲学之初便拈出“四为句”教育学子们立志,他说自己讲学的宗旨便是要使大家有“仁以为己任”的观念。他对“为天地立心”的解释也不脱这一观念。马一浮的解释结合了孟子的“四端说”,孟子主张人人皆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,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”马一浮说“仁民爱物”即是“为天地立心”,他进一步解释道:“天地以生物为心,人心以恻隐为本。孟子言四端,首举恻隐,若无恻隐,便是麻木不仁,漫无感觉,以下羞恶、辞让、是非,俱无从发出来。故‘天地之大德曰生’,人心之全德曰仁。学者之事,莫要于识仁求仁,好仁恶不仁,能如此,乃是‘为天地立心’。”仁是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,仁不是隐居在山林中独自修炼可以获得的价值,仁本身便意味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。在日军侵华、山河破碎、生民流离的艰难时世,马一浮揭示出“仁民爱物”即是“为天地立心”,不仅要扫除社会上弥漫的悲观情绪,更在勉励国人振作精神,主动承担起民族与国家的责任。

 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对张载的“四为句”十分推崇。1990年,冯友兰积二十年之功写作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竣稿,这部七卷本的大作是冯友兰毕生哲学研究的结晶。冯友兰为这部大书写了一个长篇总结,其中亦谈到了他对“为天地立心”的理解。他认为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长如夜”这句诗当改成“天若不生人,万古长如夜”,他说:“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,如月球,虽然也有山河大地,但没有人了解,没有人赏识,这就是‘长如夜’。自从人类登上月球,它的山河大地方被了解,被赏识。万古的月球,好像开了一盏明灯,这就不是‘长如夜’了。地球和其他星球的情况,也是如此。地球上的山河大地是自然的产物,历史文化则是人的创造。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,也就为天地‘立心’了。”冯友兰理解的天地是客观的天地,它只能被人认知,由人赋予意义,这一过程就是“为天地立心”。

 或许可以这么说,人们对“为天地立心”这句话的各种理解,不仅反映了这句话本身具有强烈的感召力量与广阔的解释空间,更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自我与社会的期许。

 如何将期许化为行动,如何将“为天地立心”激发出的巨大能量导引到日常生活中呢?只有人才能“为天地立心”。人之所以为人,人之所以迥异于鸟兽虫鱼,正在于人有道德感。因此,今人不必将“为天地立心”视为圣人之事,与自己没有关系,而可将“为天地立心”视为自己修德守仁的动力。

 古人提出了许多修养道德的方法,但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诸般妙法唯有立志践行才能收获实效,梦想成仁而惮于施行仁义只会一事无成。人具有道德修炼的主观能动性这一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早经孔子揭出,《论语·述而》提到孔子曾有言:“仁远乎哉?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仁既不远,“为天地立心”难道远乎哉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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